太学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。
汉代之前，学问这个东西都是各家私货，鲜有人公然传授，所以当时广收门徒的孔圣人才如此受人尊敬。但就算如此，孔圣人有一说是只收了七十二个人，有记载曰“有冠者五六，童子六七”加起来就刚好七十二，但据考究孔子一生收的弟子应该是20003000人左右，只不过出名的并不是很多，就是那几个。
在历史上，儒家在教育这一块的贡献确实比起其百家来说，更为领先一步，“有教无类”这种平等的思想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不亚于是天降福音。
在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“愿陛下兴太学，置名师，以养天下之士”的建议，在长安创办太学，传授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。
虽然董仲舒建议创办的太学夹杂的都是自己的私货，并没有后世大学那样兼容并蓄，海纳百川，但是对于公元前的古人来说，有一个地方能够学习到知识，就已经是万幸了。
那时候绝大多数的知识都被各大世家珍藏，轻易不示于人，更别说传授给不是自己家族的人员了，因此太学的设立不亚于在学术界上刮起一道飓风，进一步确立了儒家的地位。
《礼记·王制》记载：“王子命之教，然后为学。小学在公宫南之左，大学在郊，天子曰辟雍，诸侯曰泮宫。”这里的“辟雍”，就是国立大学的雏形，诸侯国国都设立的“泮宫”，就是模仿太学所设立的地方大学。
经过汉代历代皇帝不断的加码，太学从汉武帝一开始的小规模50人学生，到了汉昭帝时就达到了100人，汉宣帝时增长为200人，汉元帝时突破了1000人，汉成帝时3000人，王莽时更是暴增至10000人，到了东汉质帝时已经是“游学增盛，至三万余生”。
30000名学生什么概念？跟后世一所大学的学生数量基本上没什么差别了。
这么多的学生自然衣食住行形成了一系列的产业链，在东汉，光太学学生的寄宿的宿舍就有“凡所结构达二百四十房，千八百五十室”，就更不用说其他的了。
学生聚集在一起，都是热血青年，难免就会为了一下国家政策有点小意见啊，小见解啊，都会觉得若是有朝一日我当上了某某方面的官员，定会怎样怎样……
平常说说也是无妨，但是奈何不了有心人的鼓动，太学学生曾经几次参与国家政治，西汉哀帝时，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，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。东汉晚期陈蕃、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气焰嚣张，也是聚集了一批太学生响应，所以这些太学生也成为宦官打击的对象，不少与党人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。记载中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，太学甚至一度被关停。
汉灵帝后期为党锢之祸的人员平反，当然也就重新开放太学，开始招生。
按道理来说斐潜已经是郎官了，就不用再走太学的这条路，但是奈何蔡邕是太学重要的博士，光蔡邕一个人讲的课就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尔雅》还有专门的开设的琴乐课，而且这些课也不是学生想上那节课就可以上那节课的，要看蔡邕心情，每个月就只有两天来上课，具体上课的内容由蔡邕自己决定，只不过提前个几天告诉太学管事公布一下而已。
所以每次太学新生入学的时候都要邀请蔡邕作为博士代表，参加太学生的新生入学仪式。蔡邕此次叫斐潜一并在太学新生入学的时候补上拜师之礼，一方面是因为拜师之礼最隆重的莫过于太学的入学拜师礼；另一方面来说也是表示对斐潜的重视。
因此斐潜早早的准备好了拜师所需要的束修之礼，站在今年秋课的太学生之后，等待蔡邕的召唤。
不过蔡邕的私人收徒自然不可能在公事之前，先举行的是太学秋课的群体学生拜师礼。
今天新进的秋课学生都身穿青衿，就是青色交领的深衣，头戴学子冠，形成一个方阵，站得整整齐齐。